设计师访谈

　　【中国包装网讯】在一些书店和网店，能看到“牛津版”的北岛作品系列、董桥作品系列，作者固然打眼，而精美的装帧设计也使它们备受青睐，虽然价格高出简体字版许多，还是有读者乐于解囊。牛津版中文书，装帧设计者署名“木木”，有时以极小的字号标示于封底，格非的《雪隐鹭鸶》、刘禾的《六个字母的解法》等等，都是如此。

　　双木为林——林道群先生是香港的资深出版人，先后供职于香港三联、牛津中国，不仅推出了大量学术、人文领域的优秀中文书，而且一手包办了许多书的装帧设计。日前，他在香港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书面采访。

　　您是怎样开始自己做装帧设计的？

　　林道群：做出版差不多三十年了，我说出版而不是说编辑，是因为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，几乎从一开始入行就越界。多年来我只在两家出版社任职，之间在一所研究所待过两年。加入牛津之前，我自己办过一家出版社，是从那时开始自己做书籍装帧的。自组出版社是最好的一种自由学习，一个人，什么都要自己学自己做，出版的事渐渐就明白了。这期间做了十来本书，时间很早了，是1990年。

　　听说，牛津中国的学术与普及部就您一个人，编辑工作已经不轻松了，为什么不选择和其他书籍设计师合作呢？

　　林道群：牛津大学出版社（OUP），且不要说全球规模上的，就只说香港分社，也是香港最大的出版社，有三百员工，光是设计部就有二十多位同事。在牛津这么大规模的出版社工作，程序、格式要求很严格，工作上的设备配套齐全。举个例子，十多年前我请陆智昌为牛津设计封面时，提供给他的“牛津设计指引”（design manual）逾百页。西方大出版社对出版物设计的格式要求，类似于学术论文写作的Chicago Style（编者注：指《芝加哥手册》所规定的体例、格式），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和约束。

　　其实我们常跟很多设计师合作的啊，比如陆智昌以前就是我们的“御用”设计师。至于目前牛津中文学术出版的小型格局，我视为未来纸媒出版的一种实验和实践，运作起来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惊喜。我是说出版应作为一种专业，而不是编辑、校对、装帧设计、制作等等的分工合作。

　　您受过平面设计的训练吗？封面设计、内文版式、选择纸张等等都可以自己做主吗？

　　林道群：虽然没有你说的那种“训练”，但其实每天都遇到另一种训练，自我挑战、作者读者批评。我认为， 把一个作者的作品塑造成什么样子，或者怎么做一本书，应该不是一个文字编辑（copy editor），更不是一个书籍封面设计员（cover designer）所能完全胜任的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说一个总编辑就能做得最好。我们都知道就算是薄薄的一本小书，也要经过很多个环节，尤其是此中成本核算往往不是编辑和设计员能说了算的，谁才是一本书整体的质量控制员？

　　我自己有这个毛病，对着作者来稿时，脑子里会不断地想象未来的书的样子，想到作者的脾性，想到读者，接着就是琐碎的职业、商业因素市场定位、平装精装、定价、开本、厚薄、目录索引、参考书目、插图、版式、竖排横排……我相信每个编辑都想自己拍板决定封面设计、内文版式、选择纸张，这是一种收成的快感。我看过的最懊丧的作者和编辑，莫过于他们说，你们怎么把我的书做成这个样子！

　　作为编辑、出版人来设计图书，和单纯的设计师视角是否会有所不同？

　　林道群：我有时候会问设计师，你为谁设计封面？你自己，女朋友，老板，作者？说白了这也是一种知识与权力。谁来评说你的设计好还是不好。身为编辑，自己设计图书的优势不言自明。他比较能知道做得对不对。

　　其实我想说的不是编辑越界做装帧，我是说我们需要一种融合，而不是跨界。出版社应该有一些说话算数的“编辑+设计装帧印艺”。现在是视像时代，照片图库非常丰富，设计软件威力无穷，卫星早上天了，印制书籍实在只是非常普通的技艺。我认为个中的关键在于品位。这好像是韦伯说的，在商品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，品位是最关键的。当然，品位偏偏又最不好说，如声如色，如影如响，不可言诠。

　　请举例谈谈您做书的设计思路和实现的过程。

　　林道群：牛津的北岛系列，很多读者喜欢，有好几位出版同行说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书。做这套书是一机缘巧合，也可说是水到渠成。

　　早在1990年我就跟北岛合作，出版他主编的《今天》。二十年前牛津开始出版中文书时，北岛是最早一批支持的作者。1993年出版他的诗集《在天涯》时，我的构想是，学术书用大32开本（216X140mm），文学书开本修长（216X120mm），这种开本市面几乎没有，排诗歌尤其讨人喜欢。我自己排版，封面请陆智昌做——其实北岛自己并不喜欢陆的封面。陆原来选用的是王克平雕塑，和北岛1990—1992年这些诗作，时空其实都对不上了。后来封面图案上的“鸟”，好像还是请王克平从巴黎寄来的新作。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一般来说设计师很难完全体会作者和作品。十多年后我再请陆智昌做牛津版《时间的玫瑰》、《青灯》的封面时，几乎又遇上同样的问题。

　　这种你觉得好但我不喜欢，往往不是设计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各人的品位不一样。

　　2009年北岛踏入耳顺之年，自己编选了四十年来的诗选《守夜》交给牛津。而我因无意中读到《蓝房子》内地版，惊讶于北岛作品被删改得支离破碎，遂决定出版北岛完整版。当时没有出作品集的计划，只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《蓝房子》、《午夜之间》和《守夜》。旧版《在天涯》、《时间的玫瑰》和《青灯》当时仍未有重印打算。

　　我决定不再另请高明，自己做这几本书的装帧。开本设计颇费了一些思量，当时在牛津也是独特的220X135mm，纸厂当年刚好生产了这系列的木纹纸，我一见钟情。为更切合我心目中的作者形象（北岛外号“老木头”），我一反作风，方脊装帧，也是想达到一块木头的效果。天地切口一改传统，留宽4mm，内封衬纸破例用210gsm（一般是140gsm）（编者注：gsm指每平方米纸张的克重）。至于封面设计走极简路线，书名我自己集古人法书。把《蓝房子》、《午夜之间》、《守夜》的封面设计样给北岛看，他比我还喜欢。

　　牛津北岛系列的装帧，局部来看都颇为笨拙甚至粗糙，整体上则见出一种朴实厚重，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一种内在的感应。

　　最近，三联书店出了《北岛集》，装帧和牛津版完全不一样了。

　　林道群：在牛津版之后做三联版《北岛集》是自讨苦吃。一开始的构想，仍然是讨作者所好，走极简路线。但是，出版社提出全新的想法不要古典不要后现代，北岛是属于现代主义。出版社想让北岛走进年轻的读者群。

　　北岛是那种对自己的写作千锤百炼、惜墨如金的作家，不容许别人改动一字一句，也不喜欢人家在他的书上涂鸦。极简方案被搁置后，我改用北岛自己的摄影作品，作者觉得图像虽好，但作为装帧多此一举，再次被否决。我再取材于他的抽象画作。最后的方案是神来之作，个中的象征意义非常丰富，从护封到内封，白色黑色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，概括了北岛七十年代至今的写作历程，没有任何图像但充满视觉效果。

　　您和三联老一辈的出版人有很多交往，在装帧上会不会受到“三联风格”的某些影响？

　　林道群：我有幸见到范用先生时，范公已荣休，董秀玉常笑说我学的是范公，大概是指编书之余自己也做装帧。编书稿联络作者，我跟沈昌文先生请益最多，沈公似视装帧为小道，不太考究。董秀玉重视装帧，但她自己轻易不出手，而是重用人才，据我所知她喜欢宁成春和陆智昌。

　　三联的出版装帧经他们三代出版家的经营，显然自成风格。我受用很多的，不是哪一位前辈设计师，而是从三联的转变中看到差异。比如说90年代改掉创刊时代的《读书》杂志封面，我颇受到刺激。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》、《新知文库》的改版，都让我在差异中学习。这跟喝红酒一样，多开两瓶酒自能分辨哪瓶更合你口味。至于现在的三联，你们都能看到，不用我说了。

　　您怎样看待装帧设计对一本书的意义？您对纸质书的前途悲观吗？有人认为纸质书将来会变成收藏品，您会从收藏角度来做书吗？

　　林道群：其实我个人认为，装帧对一本书的意义微乎其微。能把一本书跟作者、书的内容性质、时代感做对了，就是最高的标准，过犹不及。我不喜欢过度装帧，每次买书迫不及待做的，就是把塑膜、腰封甚至护封拆下扔掉。在我看来，书籍装帧，有固然好，没有也无妨。

　　至于收藏家的书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幸运的是，我常有机会看到董桥先生的藏书。他每回花几万几十万元收到一本宝贝，我总迫不及待地“据为己有”。那是艺术品，是机械复制时代不能复制的。纸质书那么美，不会消失的。时代在急剧变化，说到我们个人的乐观悲观，则无关紧要的啊。